不可見的宇宙觀的可感知性,巴林什葉派中的宗教儀式和屬靈性體現

賽義德•阿蘇瓦德(El-Sayed el-Aswad)

 

摘要:本文分析了巴林什葉派的宇宙觀和實踐中可見與不可見的關係。該研究不是對可見和不可見進行對比,而是在一個整體或宇宙觀中標示兩者之間的等級關係,這反映在巴林什葉派的宗教信仰所支持的各種論述性的和非論述性的行動中。本文討論了隱藏的伊瑪目、隱蔽、偽裝和宇宙的其他不可見的層面等問題。文章發現,什葉派在他們的社會環境中構建了不可見的東西,他們用可見的方式創造性地把他們的隱藏思想和信仰付諸實踐,這在他們的宗教論述、儀式和身體象徵意義中得到體現。他們對神聖的更高力量的信仰提供了情感、屬靈和社會政治賦權的來源。

 

導論

本研究從主要關注各個不同國家什葉派政治力量的調查出發,【1】試圖在一個寬泛的視角下闡釋巴林什葉派的宇宙觀意義【2】,其中涵蓋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包括看得到(seen)和看不到(unseen)的層面。雖然巴林什葉派的不同思想模式的細節無法比較,但可以概括起來建立集體性陳述的原則。這個主旨不是被當作一個意識形態的抽象概念來對待,而是作為一種主動的(active)和有意義的參與,反映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以及象徵社會意義的物品和身體行為表現中。因此,它的構成包括人種學研究【3】—在首都麥納瑪(Manama)【4】及五個村莊【5】進行—以及現象學調查,其中包括客觀描述和主觀解釋。本研究通過研究巴林什葉派的內心視角和社會假想,顯示了他們如何用可見的方式創造性地制定和具體化他們隱藏的思想和信仰,這些思想和信仰表現在神聖場所、宗教論述(husainiyya)【6】和阿舒拉節('Ashura)【7】哀悼儀式上。本研究的更進一步的關注點是宗教論述和儀式對巴林什葉派的可見的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

 

將不可見的東西理論化

比曼(Beeman)(1982),格爾茨(Geertz)(1960),吉爾森南(Gilsenan)(1982)和皮諾(Pinault)(1992)以及其他學者對穆斯林經驗的兩種範式進行了區分:一種是可見的、看到的、物質的、文本的或表面的(zāhir);另一種是不可見的、看不到的、想像的、屬靈的、神秘的、內在的或隱藏的(bātin)。然而,這些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表達的是選擇不從穆斯林人民自己的本位視角(emic perspective)來研究的學者們的觀點。這些將可見領域和不可見領域作為對立面的研究大多沒有注意到它們的互聯和多維層面,其中包含宇宙觀、社會和個人因素。這裡提出的另一種觀點預想,這些分類是彼此相關的,而不是對立的。最好理解這種關係的方式是通過應用杜蒙特(Dumont)(1986)的等級互補對立(hierarchical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思想,與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1963)的二元對稱對立(binary symmetric opposition)的思想形成對照,後者的思想中兩個對立面具有同等地位。杜蒙特(1986:8)認為,「等級體系隱含在人們的宇宙觀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的方法試圖在一個整體中劃定關係的等級,類似於通過「均衡比例」進行比較的模式,這個意思是「在部分、局部、一份和整體,或不同事物之間存在的規模、程度、數量或重要性的關係」(坦比亞(Tambiah)1990:125—126)。拉帕波特(Rappaport)(1999:72)指出了意義的等級,可以「作為它們所象徵的效果或部分效果」來體會到基於與他人、宇宙或神聖的統一的高階意義。

什葉派的宇宙觀是建立在以彌賽亞人物為基礎的末世論結構上的:不可見的(期待的)或隱藏的伊瑪目(馬赫迪•穆蓋里德)(al-Mahdi al-Muntazar)。【8】對於巴林什葉派來說,馬赫迪和不可見的什葉派宇宙觀體系之間的關係可以通對關注部分和整體之間的等級互補關係來理解(杜蒙特1986)。

不可見性(Invisibility)是一個整體而又多樣的概念,暗含意識形態和社會意義。從意識形態上講,不可見是指實際生活中上不存在的、看不到的、屬靈的、不可感知的、內部的和隱藏的東西。正如什葉派人士所表達的那樣,人們可以談論隱藏的世界、隱藏的伊瑪目、隱藏的意義、隱藏的知識、隱藏的情感、內心的生命和未知的未來。在社會意義上,不可見性意味著特定的邊緣和弱勢社會類別,比如被壓制的宗教派別、少數群體、移民、婦女、兒童和失業者,以及由於地方和全球社會政治因素而導致其邊緣地位惡化的傳統群體。這些群體尋求可能的替代方案,既要恢復其特定遺產的意義或可見性,又要減少其身份的侵蝕因素。

 

歷史和社會背景

巴林什葉派在當地被稱為「巴哈納」(Baharna),指的是自認為是該國原始居民的阿拉伯什葉派(Louër 2008b:11),他們從伊斯蘭社會的初期就採用了什葉派教義,追隨伊瑪目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Ali ibn Abi Talib)【9】(Bahry 2000:132)。他們信奉十二伊瑪目(Twelve Imams),因此也被稱為「十二人派」(ithna ‘ashariyya)。【10】與其他什葉派一樣,他們認為伊瑪目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應該是第一任伊瑪目(哈里發)或先知的繼承人。伊瑪目侯賽因(Husain)(公元680年)【11】(伊瑪目阿里之子,先知穆罕默德之孫,什葉派第三任伊瑪目)及其同伴的殉道被認為是犧牲的典型和什葉派文化的基礎。【12】

巴林的阿拉伯人口很多個世紀以來一直都是什葉派,直到1783年被占統治地位的遜尼派家族征服,他們使什葉派讓渡權力,將其排斥在權力之外(Bahry 2000:133;Holes 2005:145;Louër 2008b:16)。然而,巴林什葉派的烏力馬(‘ulama)(宗教學者),通過偽裝(taqiyya)和外交手段,自此發揮了調和作用。權宜之計的偽裝(taqiyya)包括消極抵抗,強調耍手段和狡猾欺詐形式的抵抗,而不是與對立的當局直接對抗(Scott 1985)。在宗教上,巴林什葉派擁護阿克巴里(Akhbari),對既定的秩序採取妥協讓步的態度。【13】「即使不是唯一的地方,巴林也是少數幾個阿克巴里在此至今仍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的地方之一,這成為巴林什葉派教義的獨特屬性。」(Louër 2008b:19)

巴林的戰略位置意義重大,什葉派社區能感受到它與伊朗的(距離關係上的)親近,就像遜尼派宗教氛圍中能感受到與沙特阿拉伯的親近(Shehadeh 2004:26)。巴林是一個以宗教寬容著稱的國家(Bahry 2000:131;另請參見Shehadeh 2004:32),「在巴林發生內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Laitin 2009:40)。然而,雖然什葉派「從未違抗過遜尼派統治者,但對他們對被他們視作外來征服者的怨恨卻很強烈。」(Louër 2008a:38)這樣的衝突「與教派對立關係不大」(出處同上:11)。因此,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存在的不是暴力衝突,而是不公正(zulm)的概念影響了兩個不同群體的狀況,由於歷史上的不平等因素,一個(什葉派)服從另一個(部落的統治精英)。從最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巴林的什葉派已經採用社會政治活動,從請願申訴到街頭示威(masīrāt),來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14】

歧視和不公正造成的痛苦導致了對建立社會公正(‘adl)的迫切嚮往,這是什葉派宗教、社會和政治視角中必不可少的原則。不可見的現實在地位上優先於可見的世界,這個理念支撐著「公正將不可避免地由更高的力量來實現」這一概念(el-Aswad 2002:90)。對什葉派來說,馬赫迪是一個活生生的宇宙人物,人們期待他作為真主授命的統治者回來,在末後的時代建立一個公正的統治。在此之前,烏力馬的作用是作為期待的伊瑪目(Awaited Imam)的紐帶。烏力馬和普通什葉派的人被視為處於一種互補的等級地位狀況,在這種狀況下,每個群體都擁有使其成員能夠履行某些義務和責任的獨特素質。在等級地位上,烏力馬在伊瑪目和什葉派人群之間進行調解,他們反過來則從烏力馬那裡尋求指導。什葉派的人進一步區分了賽義德(sayyid)【對出身貴族或有功勳的伊斯蘭信徒的尊稱】和謝赫(Shaikh)(‘ālim)【酋長,族長】。謝赫是有宗教學問的人,與此相反,賽義德是先知家族(āl al-bayt)的後裔,他們的有別之處在於戴著黑色的包頭巾(參見圖1),尤其在宗教知識上獲得官方認證的人。

 

圖1:作者(中間)與賽義德(讓帶黑色頭巾)和(左邊戴黑色包頭巾)和謝赫(戴白色包頭巾)在一起。

 

什葉派認為社會和宇宙是由多個等級組成的,其中一些實體比其他實體具有更多的內在尊嚴或價值。這種等級分化被認為是事物的正確秩序。聖人,特別是伊瑪目,被描述為擁有持久而強大的靈魂。在我的實地調查中,一位年輕的什葉派婦女諾麗雅(Noriyya)解釋說,「永無過失的伊瑪目(al-ma‘asumīn)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尊嚴和價值。他們是具有權威的宗教領袖,我們什葉派對他們有一種內在的擁護,對他們的服從是必須的。」這說明了什葉派對其宗教領袖的高度尊崇,特別是賽義德,人們期望賽義德在宗教和非宗教事務中領導他們,如民間活動和政治示威。

 

什葉派宇宙觀中看不到的東西

宇宙觀的概念是指「關於宇宙結構的假設,在這裡被擴展到包括生態和社會以及人類和非人類的存在和勢力,包括可感知和不可感知的,構成該宇宙的整合部分。」(el-Aswad 2002:2;也見el-Aswad 2010)【15】宇宙觀,體現在大量普通人的實踐和談話中,表明由這些假設和圖像構成的內在意義系統,宇宙、社會和個人都是根據這些假設和圖像構建的(el-Aswad 2003)。不可見的概念包括兩個概念,一個適用於一般意義的伊斯蘭,另一個適用於巴林什葉派。不可見的一般概念超越了任何具體的穆斯林教派,與包羅萬象的穆斯林世界觀(包括遜尼派和什葉派)相關,包括不可知的、不可感知的、屬靈和存在的東西(盡管不存在)(al-ghaib)。【16】

巴林什葉派中的不可見的框架有一些獨特的特點。首先,它與某些神聖的地點有關,看不到的實體在地理上得到證實。第二,它構成論述性(discursive)和非論述性(non-discursive)行動的基礎,什葉派個人對宇宙的形而上學層面表現出極大的關注,這體現在他們對隱藏的伊瑪目的信仰和行動上。第三,非論述性行動、集體表演、儀式(尤其是與阿舒拉節有關的儀式)和公眾抗議是被社會公認的揭示和協商社會隱藏方面的方式。

 

地理位置的聖化和屬靈領域的虛構

在當地,巴林什葉派賦予某些被認為與馬赫迪和其他屬靈人物有關的地點身份認同和神聖性。在巴林有各種地方被稱為況達(al-qadam)(字面意思是「腳」),或況達—馬赫迪(qadamal-Mahdi),人們認為在這些地方刻有伊瑪目馬赫迪的腳印。【17】況達—馬赫迪是一個高、寬、長均為幾米的立方體建築,上面有一個綠色的圓頂(qubbah),圍繞每一個被刻的腳印。這些地方的作用是用於什葉派、伊瑪目馬赫迪和土地之間的索引聯繫,所處的地點位於人們認為能最熱切地感受到不可見的地方。我看到什葉派的人把五顏六色的布片放在馬赫迪的腳印上,目的是把巴拉卡(baraka)或福氣傳給自己。什葉派婦女用其中的一些彩色布片打結(rabt),與此同時她們對婚姻、懷孕、疾病康復等方面進行祈求。當她們的祈禱得到回應時,她們會回來解開繩結,堅定她們的誓言。當我向巴林什葉派高中教師阿卜杜拉(Abdulla)詢問這種做法時,他解釋說,「這是關於意圖(niyya)。那些有誠摯意圖並堅定信仰真主、先知、先知的家族和隱藏的伊瑪目的人,他們的願望會得到滿足。」

如果說況達—馬赫迪代表了一種聖人身份和地點相互重疊並彼此認同的模式,那麼關於當地聖人和小社區的聖地在更小的範圍內也可以找到同樣的模式。【18】這些聖地在區域內設置了象徵性的邊界,並證明了歸屬感和當地語系化的概念是屬靈領土的體現。人們拜訪(ziyāra)伊瑪目和聖人的神龕和墳墓是為了巴拉卡和神秘的代禱(shafā‘a)。這種共同的象徵意義使什葉派能夠就現實的隱藏層面進行交流。

如果說前十一位伊瑪目的故事本質上是基於歷史的,那麼第十二位伊瑪目的歷史是神秘的。對什葉派來說,等待的伊瑪目在他父親第十一位伊瑪目哈桑•阿斯卡里(Hasan ‘Askari)(因為政治上的迫害,生活在躲藏和偽裝之中)於873年死去時,因為神聖的命令作為一個五歲的孩子消失了。【19】什葉派相信,第十二位伊瑪目躲在一個山洞裡,位於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的一個清真寺下面。洞穴被一扇被稱為「掩星之門」(bāb al-ghaiba)的大門封鎖,這是一個神聖的地方,信徒們聚集在這裡祈禱隱藏的伊瑪目回歸。然而,在巴林,伊瑪目馬赫迪的腳印位置(即況達—馬赫迪)是使什葉派信仰保持生機的索引聖地。

 

在馬塔木(Ma’tam)和宗教論述(Husainiyya)談話中看到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和看到的之間的聯繫,或者說「宗教理論和實踐本質上是一種干預—通過定義性談話、解釋真實意義、排除某些言辭表達和包括其他言辭表達構想世上的(不是內心中的)宗教」(Asad 1993:44)。還有其他一些場所和結構,如馬塔木(ma’tam)(也叫husainiyya),重申了屬靈的體現。馬塔木—用於宗教、社會和政治集會以及特殊事件,如葬禮和婚禮的大型禮堂—被認為是一個公共場所,在這裡說話者和聽眾,主人和客人,都遵守共同的社會和文化準則。諸如馬塔木和清真寺等建築的功能是證實信仰(拉帕波特1999:145)。宗教論述(husainiyya)的談話允許看不到的(隱藏的伊瑪目,殉道者)和看得到的現實之間進行交流。換句話說,存在於什葉派人民內心思想中的隱藏的宇宙觀和靈性在宗教論述的談話中得到了證實。

在馬塔木,年輕人和老人都不約而同閱讀幾本古蘭經。在這裡,年輕人更傾向於神聖的經文而不是社會娛樂。道德教育學,特別是願意學習和傳授圍繞卡爾巴拉戰役(Battle of Karbala)的道德原則和事件,是馬塔木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有趣的是,在馬塔木中,我觀察到人們在at-turba al-husainiyya上跪地禱告,這是一小塊從卡爾巴拉的土地帶來的乾粘土。【20】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被稱為‘āda的活動,由一個家庭主持,通過誦讀古蘭經和在謝赫的帶領下舉行儀式來紀念和尊崇伊瑪目。這種做法是在社區內由家庭定期進行,他們不斷地使伊瑪目適應社會,紀念伊瑪目,特別是伊瑪目侯賽因。

盡管公眾人物和宗教領袖捍衛被認為最適合男女的性別角色和做法,但婦女仍然活躍在文化表演中,更具體地說,在有性別區分的公共區域,如婦女的馬塔木和議會(majlis)。什葉派婦女參加專門為她們設計的馬塔木,在這裡稱為謝哈(Shaikha)或毛拉亞(mullāya)的受過宗教訓練的成年女性扮演佈道者的角色。【21】在對巴基斯坦什葉派社區的研究中,黑格蘭(Hegland)(1998:252)評論到,在議會中,每個人都是表演者和觀眾。這一觀點適用於巴林什葉派社區的議會。

麥納瑪及其周邊村莊有各種以著名家族、聖人或創始人的職業命名的馬塔木,如al-Gassab(屠夫)和Samamik(漁夫)。在我的實地調查中,我去過幾個馬塔木,包括麥納瑪的Ben Rajab馬塔木,Ben Salloum馬塔木,al-Gassab馬塔木,Samamikand馬塔木,Haj ‘Abbass馬塔木。在這些場合,在地區和國內享有聲譽的謝赫或法學家(faqīh)(比如Hamid al-Mubarak,Sayyid ‘Ali Sa‘id al-Durazi以及Muhammad Sanad)就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相關和當代問題進行了演講,舉例來說,包括社會和政治改革、民主、自主權、平等、容忍和接受他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遜尼派穆斯林願意前往馬塔木。【22】

在幾個星期五的下午,我參加了杜拉茲(al-Duraz)村的阿斯福里(al-‘Asfury)家族的聚會。謝赫們被邀請進行紀念伊瑪目侯賽因殉道的話語誦讀活動。什葉派穆斯林聚集在一起誦讀古蘭經,集體朗誦讚美先知及其家人的詩歌,並講述悲痛的挽歌(ta‘ziyas)。有一次,一位古蘭經誦讀者(qāri’)在講經的謝赫之前誦讀古蘭經。【23】「我們在伊瑪目侯賽因、永無過失的伊瑪目和伊瑪目馬赫迪面前,」宗教領袖宣稱。「願真主讚美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allahuma sallī ‘ala Muhammad wa-āla Muhammad),聽眾們集體大聲回應三遍。在領袖提到每一位伊瑪目和āl al-bayt成員之後。這樣的經文和短語被誦讀,是為了讓與會者齊聲誦讀,將這些話從物質世界帶入一個更加屬靈的領域。這獨特的屬靈氛圍被認為加深了參與者之間的交流,他們斷言,當人們一起祈禱、工作和吃飯時,祝福就會存在。

在這個神聖的環境中,人們相信聖人和伊瑪目的靈魂,包括侯賽因和馬赫迪,都會下凡參加集體聚會。我聽到什葉派的人在提到馬赫迪時說,「侯賽因的兒子啊,你什麼時候出現?」正是在這個充滿神聖奇跡的宇宙意象中,被稱為「虔誠的奴隸」(al-‘abd as.-sālih)的不可見的宇宙聖人希德爾(al-Khidr),真主將神聖的隱藏知識(‘ilm ladunnī)賦予了他,人們認為他也會出現(有時可以感知到),在那些呼喚他名字的人中間。這種談話行為和相關符號構成了什葉派的一個現實。宗教符號「指向以語言為媒介、已經概念化的現實方面」(Schilbrack 2005:445)。既然「說話」可能是「做事」的一種形式,那麼「做事」也可能是「說話」的一種實質性方式。(拉帕波特 1999:144)

我經常注意到,一些論述性和非論述性的行為,如什葉派教徒在聽到他的名字(‘al-Mahdi’或‘al-Hujjah’)被說起時或者看到他身穿綠袍、臉部被白色油漆遮蓋的形象時,會通過身體的表現向隱藏的伊瑪目致敬。【25】致敬的姿勢—低下頭,用右手輕輕拍打額頭,閉上眼睛,向真主發出祈求,使隱藏的伊瑪目迅速重現,等等—都是有根據的、表演性的或自我暗示的信息,使不可見的東西變得可見,使屬靈的東西變得有所指。在這些情況下,「達到的效果不僅是傳統的,而且是物質的」(拉帕波特1999:143)。「有實體的表像給無實體的表像有力的證據,使存在的各個方面有形,而這些方面本身是無形的,但在社會生活的秩序中是非常重要的」(出處同上:141)。

 

伊斯蘭的穆哈蘭姆月(Month of Muharram)和阿舒拉節的殉難(Passion of ‘Ashura)

從伊斯蘭的穆哈蘭姆月(Muharram)開始,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結束(在伊斯蘭曆法的第三個月,賴比爾•敖外魯月)(Rabi‘ al-Awwal),【26】什葉派保持近兩個半月(75天)的哀悼狀態。在此期間,包括阿舒拉節和四十節(Fortieth)紀念活動,【27】什葉派在房屋、清真寺、馬塔姆和街道上懸掛黑色的旗幟、橫幅和海報。這些信物是可見的、集體的和公開的標誌,喚起了與伊瑪目侯賽因在卡爾巴拉(Karbala)的歷史事件有關的隱藏的悲痛情緒。「哀悼的文化」(thaqāfat al-huzn)是我從一位什葉派人士那裡聽到的一句話,表達了殉道、受難、痛苦和死亡的概念,是什葉派精神特質的核心組成部分。

喜慶的慶祝活動,如結婚儀式,在哀悼期間從不舉行。【28】相反,大型的公共宴會是公開安排的,包括在馬塔木內部和外部。在提供免費商品和服務的當地主導機構馬塔木之間,競爭達到了頂峰。提供最好的食物、飲料和娛樂,包括由全國或當地知名的謝赫和誦讀哀悼的宗教論述詩歌的人(如Basim al-Karbala’i和Shaikh Husain al-Akraf)進行演講和表演。演講人的聲望在於他能夠通過衷心的誦讀和重演卡爾巴拉戰役來打動觀眾,讓他們感受到深刻的、含淚的激情。這些表演者知道如何成功地利用他們文化中概念的意識形態,以產生強大、有效的溝通(比曼1982)。

特別是在阿舒拉節前夕,有一種悲傷、嚴肅和哀傷的氣氛。在我們去布萊德卡迪姆(Blad al-Qadim)的馬塔木的路上,隨後謝赫穆罕默德•哈比卜•米克達德(Shaikh Muhammad Habib al-Miqdad)在那裡發表了一篇關於伊瑪目侯賽因殉道的悼詞,他說,「在這個夜晚,我們有musība,伊瑪目侯賽因的悲劇,」這意味著損失、悲痛和磨難的形象。馬塔木的主人海達爾•卡奧(Haydar al-Khal)解釋道,「我們什葉派教徒生活在不斷惡化和災難性的環境中。我們為伊瑪目侯賽因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哀悼,就像我們為我們國家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而哀悼我們的生命一樣。」在布萊德卡迪姆的破舊街道上行走時,卡奧發出抗議:「你相信你正走在一個富裕的海灣國家(Khalījī)嗎?你知道因為我們接受低工資的體力工作,海灣地區的人稱我們為奴隸(‘abīd)和海灣地區的印度人(hunūd al-Khalīj)嗎?」

在馬塔木中,謝赫熱情地講述了伊瑪目侯賽因殉道的塔夫之戰(Battle of al-Taf)(靠近卡爾巴拉)的可怕事件,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29】他重述了當侯賽因被砍下的頭顱被裝在罐子裡送到庫法(Kufa)總督烏拜德•伊本•齊亞德(Ubayd Allah ibn Ziyad)那裡時,一個孩子使勁拉扯蘇丹的袍子告訴他,被砍下的頭顱上的眼睛在動。在同一次佈道中,謝赫轉述說,伊本•齊亞德將一根棍子插入頭顱的嘴裡,露出牙齒,從而進一步使殉道者失去人性尊嚴。【30】然而在另一個版本中,這個頭顱說起話來很有智慧,很像施洗約翰(Yahya ibn Zakariyya)的頭顱。【31】通過重塑傳統,使這段遙遠的殉道歷史變得真實、親近、可見或可感知,這樣的敘述在參與者中產生了情緒反應。

這些對神聖名人的悲劇性描述對巴林什葉派看待自己和社會的方式產生了影響。所描述的創傷性事件將死亡帶入活人的空間,導致對生命的看法是忍耐。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公開哭泣(bukā’)。在每一個馬塔木中,在謝赫開始誦讀哀傷之前,都會分發一盒盒紙巾,以便參與者可以擦去因敘述而流下的淚水。淚水被理解為參與者的屬靈狀態和內心的悲傷和難過的反應的體現。【32】在這樣的背景下,巴林什葉派似乎將情緒定位在事件本身,就像帕德岡(Bhatgaon)的一個斐濟印度社區一樣(Brenneis 1987:240)。在西方文化中,情緒的定位通常是個人,與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尤其與阿舒拉節相關的集體情緒比個人感受更受重視。正如一位年輕的什葉派男子所解釋的那樣,「你可以把我們的文化稱為『淚滴文化』(dam‘a)。」

總而言之,這些對古蘭經的集體誦讀和對宗教論述的敘述證實了這樣一個信念:伊瑪目(尤其是隱藏的伊瑪目)和其他看不到的實體的靈是存在和活躍的,是可以感覺到和看到的。然而,盡管象徵性地誦讀文字,使不可見的東西變得可見,但正是可見的社會活動將人們團結地凝聚在一起。簡而言之,參與者通過語言和社交媒介但宗教宣傳的公開交流,尋求與彼此以及看不到的力量建立一種親密的社會關係。集體取得的成果是謝赫和參與者共同表演的結果。觀眾不應該被看作是修辭策略的被動目標;相反,他們是積極的解釋者、批評者和回應者(Brenneis 1987:236)。簡而言之,)。簡而言之,謝赫和參與者都對過去的、不可見的、歷史性的事件做出了熱情的反應,而這一事件通過儀式的敘述被呈現出來,可見而生動。

 

身體象徵意義和阿舒拉節儀式的屬靈性

阿舒拉節儀式使活生生但看不到的宇宙觀有了實體性。儀式是一種象徵性的行動或「需要解碼的可見行為形式」(Asad 1993:77)。象徵化是一種召喚某物存在的行為,而象徵化是被象徵化的一部分(Todorov 1982:119–121)。我在Blad al-Qadim,‘Arad,Bani Jamrah,Buri,ad-Dayh,Karrana,Shahrakkan和Sitra等村莊觀察到的阿舒拉節哀儀式和遊行(mawākib al-‘azā’)在日落後近一小時開始。每個村莊都在紀念穆哈蘭姆月開始。每個村莊都在紀念穆哈蘭姆月節,並舉行自己的儀式,在馬塔木、藝術展示和主要街道的遊行中紀念歷史和宗教人物。大多數參與者在晚上10點左右離開自己的村莊,前往麥納瑪參加盛大的遊行活動,直到天亮,象徵著什葉派的團結和可見性。盡管這些集會本身並不是政治事件,但卻發出了政治上和明顯的可見信息,尋求國家的社會改革。在其中一些遊行中,我聽到什葉派的參與者高呼,「我們重新對有宗教學識的人表示效忠和忠誠,」從而將宗教上的重要事項置於世俗的關注之上。此外,我還注意到麥納瑪的某些公共場所,特別是位於侯賽因(al-Husain)街的公共場所,成了播放1990年代起義期間政府當局折磨囚犯的記錄片錄影的絕佳舞台。【33】這些觀看活動吸引了大量什葉派和遜尼派的人,他們對受這些受害者表示同情。

雖然穆哈蘭姆月的第十天(阿舒拉節)被認為是哀悼期的高潮,但最壯觀的事件是阿舒拉節後幾天發生在公開的「中央集會」上的事情,這進一步證實了什葉派社區的可見性和統一性。在這些集會中,幾乎每個城鎮和村莊的遊行隊伍都依次聚集在中心地點,也就是像ad-Dayh和‘Aali這樣的村莊。在ad-Dayh,這些團體在下午2:30左右開始聚集,活動持續了大約3個小時,在此期間,參與的城鎮和村莊的遊行隊伍穿過主辦村莊的主要道路,歡迎各個什葉派社區的集中集會,同時進行充滿感情的哀悼儀式。在遊行隊伍中,以及在街角和人行道上的展示中,都描繪了卡爾巴拉戰役的人物和事件的象徵、標誌性圖像和複製品(tashbihāt),突出了參與者的宗教觀點。

在每個遊行隊伍(mawkib)中,伴隨著鼓手、歌手和帶著木柱上的麥克風的朗誦者,男人們排成兩行,高喊著「Yā Husain」。每支隊伍都有自己的旗幟、口號和表演風格,包括從輕到重的自我鞭打形式。輕微的形式包括用右手打左胸,用左手打右胸(latmah)。有些人只用右手打左邊的胸。【34】嚴厲的形式包括鞭打自己的背部(zangīl)【35】或刺穿自己的頭部(tatbīr),直到鮮血直流。【36】這些表演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以戲劇性的方式將隱藏的情感和強烈的激情表現出來。這種對身體傷害,向自己和他人傳達的不僅是伴隨一段話語所表達的信息(「Yā Husain」,「Yā mazlūm」或「O Husain, the oppressed(侯賽因啊,被壓迫者)」),而且還傳達了活著的自己對抵抗任何侵略的信息的承諾。因此,這些表演的核心是揭示隱藏的真相和公正的概念。「這種身體行為似乎不僅僅是『單純的談話』。它是可見的、當下的、活生生的東西—骨頭、血液、內臟和肌肉—被『置於危險之中』」(拉帕波特1999:146)。

人類的身體樣式以及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功能構建了人類的思想和感情(Fuller 2007:27)。對什葉派來說,擊打(latmah)的表演增強了參與者的能力和能量,尤其是年輕男子,盡管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但仍感到煥然一新,歡迎他們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我聽到年輕人在遊行隊伍裡大聲喊道,「希望和行動(Yā Husain, amal wa ‘amal)。」當我問一位知情者,這些年輕人說的'amal是什麼意思時,他解釋說,在這個特定的情景下,它不僅意味著行動,那時表示廣泛的含義,而是意味著年輕人正在尋找的工作、事業和就業機會。另外,什葉派用來表示在卡爾巴拉殉道的這句話,「侯賽因還活著,沒有死,」對於被壓迫和被邊緣化的人來說,仍然具有強大的道德和政治象徵意義。這種儀式和外在展示不僅象徵著與不公正的鬥爭,而且還表現在改變任何阻礙個人行使其權利的意識形態或唯物主義力量。對於舉行儀式的人來說,「表演」就是採取一種行動,肯定甚至帶來一種重要的秩序,同時也表明他對這種秩序的接受。它可能會改變秩序或他自己。換句話說,儀式「有所作為」,它是一個旨在影響世界的行動,而且很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影響。(拉帕波特1999:136)

雖然參加遊行的大多是年輕人,但老人和男孩也參與其中,他們走在前面舉著旗幟。但有些遊行,比如Dhu al-Janah(以伊瑪目侯賽因在戰鬥中犧牲後獨自回來的馬命名),則完全由老人組織。他們展示了一匹白馬,上面標有紅色斑點(讓人聯想到侯賽因的血)、硬幣(代表侯賽因的殉道)、搖籃(代表侯賽因被殺的兒子阿卜杜拉)(Abdulla),以及舉起阿巴斯(侯賽因的兄弟)雙手的柱子。此外,較小的遊行,如紀念凱西姆(al-Qasim)婚禮的遊行,【37】是由男童進行的。女孩也參加,但人數較少。有時,在一些遊行隊伍中,會分發很多盒五顏六色的糖果供觀眾享用。婦女不參加這些遊行,而是走在男人後面參加活動。當我問一位年輕的什葉派婦女薩基娜(Sakina),為什麼婦女不參加公共遊行(mawākib),她回答說,「婦女不參加這些儀式,因為這些儀式涉及身體活動和情感強度,對婦女來說是不合適的。此外,有些男人在拍打胸部時保持上半身赤裸,這種行為可能會吸引女性。」

 

結論

對巴林什葉派來說,諸如對隱藏的伊瑪目的信仰、偽裝、哀悼儀式和相關形式的身體象徵意義等概念,這些手段使看不到的和遙遠的東西變得可感知、可見、歷歷在目。這個不可見的思想和相關的主體性和屬靈性的概念指向一種更完整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宗教經驗的可能性。當前巴林什葉派教義的特殊性在於宇宙觀—社會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理解隱蔽、詭計和保密的行動可以得到理解。巴林什葉派遵守偽裝(taqiyya)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極端的謹慎,通過這種方式使一個人在社會和政治上不可見(通過節欲、孤僻、回避或保留的方式)。當什葉派個人的信仰受到質疑或他或她的生命受到威脅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意圖(niyya)與偽裝密不可分:什葉派對人的意圖的深切關注導致他們對陌生人、外來人或者他們不熟悉的人產生懷疑的態度。

從等級涵蓋的角度來看,沒有不可見的和想像中的領域,可見的和有形的世界就會失去意義。由於不可見的現實優先於可見的現實,它也遵循不同的邏輯,從而幫助人們克服常識經驗的局限性。什葉派不可見的宇宙觀構建了一種現實感,這種現實感被不斷加強,不僅通過參與想像的宇宙觀,而且還通過表現內心的思想和情感,這些思想情感與過去具有特殊宗教和社會意義的事件有關。盡管政治傾向不同,但什葉派在政府中的影響力微乎其微,通過宗教儀式、宗教論述的論述性傳統和紀念伊瑪目侯賽因的年度節日來重塑自己的社區身份。總而言之,巴林什葉派的社會政治不可見性通過宗教論述和非論述行動變得可見和活躍,這些行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使他們的抗議可以被觀察到,此外還有其他更多的司空見慣的願望。

什葉派伊瑪目(更確切地說,是隱藏的伊瑪目)的敘事和阿舒拉節儀式所體現的不可見的宇宙觀,重構了什葉派的傳統,並產生了想像中的世界,這些世界充滿了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什葉派通過對隱藏的伊瑪目出現的共同期待來設想未來,他們認為隱藏伊瑪目將在當地和全球恢復公正。通過神聖的場所、誦讀、儀式和身體象徵意義,不可見、不存在和不可理解的東西變得可以理解、可以想像、可見和可以執行。

從等級上講,什葉派知識份子和普通什葉派人民的宇宙觀,使他們具有一種獨特的、富有想像力的與屬靈的、超越的和優越的現實接觸的感覺,突出了超越一切的不可見的、神聖的和宇宙的更高力量這一主題。對巴林什葉派來說,這種信仰代表了屬靈、情感和社會政治力量的不竭源泉。

賽義德•阿蘇瓦德(El-Sayed el-Aswad)在安阿伯(Ann Arbor)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阿聯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他曾在坦塔大學(Tanta University)、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和巴林大學(Bahrain University)任教。他用英語和阿拉伯語廣泛發表了關於宗教、世界觀、民俗、身份認同、應用人類學和阿拉伯裔美國人等主題的文章。他目前是《中東研究文摘和全球社會中的穆斯林系列》(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Muslims in Global Societies Series)的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此外,他還是網路東方(虛擬中東的在線雜誌)和Tabsir(伊斯蘭和中東觀察)的特約編輯。他的研究重點是宇宙觀、屬靈、伊斯蘭(遜尼派和什葉派)、散居的穆斯林、性別、全球主義和網路民俗學。

 

【注釋】

【1】      關於目前全球對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的「什葉派力量」爭論,參見Korin-man和Laughland(2007),Nakash(2006)以及Nasr(2006)。

【2】      阿拉伯語「Shi‘a」作為名詞使用,表示該教派及其信徒(伊瑪目阿里的追隨者),而「Shi‘i」則作為形容詞使用。

【3】      我在2005年2月至4月、2006年1月至3月、2006年11月、2007年2月至4月以及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進行了廣泛的民族志研究。為了勾勒出不同城市和農村社區宗教習俗的各個方面,我參加了許多集會(馬塔木、宗教論述和清真寺)以及阿舒拉節的哀悼儀式。我參加了對什葉派當地聖人(巴林沒有遜尼派聖人)聖地的訪問,並與來自不同經濟和社會背景的30名什葉派和10名遜尼派人士以及7名有影響力的什葉派宗教領袖進行了深入訪談。

【4】      巴林王國是一個島嶼,是阿拉伯海灣地區最小的國家,土地總面積為620平方公里(Cordesman 1997:34)。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不同,巴林的什葉派占多數,在巴林本地人中占比高達70%(Bahry 2000:132;Fuller和Francke 1999:120)。2008年,巴林的人口總數為105萬。穆斯林(遜尼派和什葉派)占99%;其餘為印度教徒、基督徒、猶太教徒和巴哈教徒(Bahais)。族裔群體情況如下:巴林的阿拉伯人占63%;亞洲人占19%;其他阿拉伯人占10%;伊朗人('Ajam)占8%(Kazim 2009)。麥納瑪位於該國東北部,是阿拉伯灣最活躍的經濟中心之一(Fuccaro 2005:53;Mohammed 2003)。

【5】      這五個村莊是‘Arad,ad-Dayh,Bilad al-Qadim,al-Duraz以及Bani Jamrah。盡管巨大的變化導致了向世界主義、先進技術、現代性和經濟解放的轉變,但大多數巴林人仍然生活在村莊裡。然而,巴林的什葉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最邊緣化的,他們居住在農村和城市社區的最不發達地區(Khury 1981:26)。

【6】      husainiyya一詞來源於伊瑪目侯賽因的名字,指的是與侯賽因有關的誦讀,以及進行這種誦讀的建築。

【7】      阿舒拉節是伊斯蘭曆中的穆哈蘭姆月節第十天。這一天是哀悼伊瑪目侯賽因的日子,他在公元680年的卡爾巴拉戰役中被倭馬亞(Umayyad)軍隊殺害。

【8】      這種什葉派觀點假設「先知釋經學還沒有結束,並將繼續帶來隱秘的含義,直到等待的伊瑪目『回歸』再臨,他仍然是『伊瑪目的印記』,以及眾生復活再來的信號」(Corbin 1969:29)。

【9】      ‘Ali ibn Abi Talib(公元600–661)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表親和女婿,也是「正確引導的遜尼派哈里發」中的第四位。從人種學的角度,我觀察到,當從事繁重的工作時,什葉派的男人和女人都試圖通過調用伊瑪目的力量來增強他們的力量,說「Yā ‘Ali(哦,阿里)」。

【10】    阿拉伯語「伊瑪目」(imam)的意思是「領袖」,但在宗教背景下,對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來說,它表示任何領導他人祈禱的人。然而,這兩個群體對這個詞的使用是不同的。對遜尼派來說,伊瑪目(與「哈里發」(caliph)同義)是伊斯蘭社區的領導人,也是負責維護伊斯蘭教法(shari‘a)(伊斯蘭法律)的人。同時,「伊瑪目」也被遜尼派用作一種尊稱,如伊瑪目沙非也(Shafi‘i)和伊瑪目馬利克(Malik),他們是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中兩個創始人。對於相信十二伊瑪目的什葉派來說,「伊瑪目」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十二位繼承人之一。關於十二伊瑪目的簡短歷史,參見Momen(1987)和Newman(2000)。

【11】     伊瑪目侯賽因與72名家庭成員和追隨者一起在受‘Umar ibn Sa‘d ibn Abi al-Waqqas指揮的Yazid ibn Mu‘awiya手下強大的軍隊面前殉道(Halm 2007;al-Muqarram 1963;al-Mutahhari 2003)。

【12】    什葉派與所有恪守古蘭經和伊斯蘭傳統的穆斯林一樣,堅持認為殉道者(shahīd,為捍衛自己的宗教、國家、榮譽和財產而犧牲自己靈魂的人)在天堂長存,並享有接近真主的顯赫地位(古蘭經2:154,3:169)。作為一名殉道者,伊瑪目侯賽因被描繪成「天堂青年的主人」。

【13】    阿克巴里(Akhbari)學者認為古蘭經和伊瑪目傳來的先知報告是闡述伊斯蘭法律的充分來源(Louër 2008b:18–19)。

【14】    關於巴林什葉派政治活動的詳細討論,參見Bahry(2000),Gause(2007),Khury(1981)以及Louër(2008a,2008b)。

【15】    除了Löler的研究(1988)涉及伊朗村民的什葉派世界觀外,對巴林什葉派宇宙觀的研究少得可憐。

【16】    古蘭經包含可見的(外在的)和隱藏的(深奧的)意義。這裡有兩種相互關聯的宗教知識管道:一種是(後天)獲取的(kasbī)或者說伊斯蘭教法,目的是崇拜神;另一種是反映在真理(haqīqa)中的屬靈或內在的(bātin),目的是認識神(el-Aswad 2006)。

【17】    可以找到qadamal-Mahdi的不同地點包括這些村莊,比如al-Qadam,al-‘Adliyya,Abu-Sayba‘,Bilad al-Qadim,al-Duraz,al-Mahuz,Magaba,al-Musalla,al-Jufair,Karzakkan,al-Saqiya,Sar,Shahrakkan以及al-Shakhura。

【18】    這些聖地包括,例如,位於以他名字命名的島嶼上的納比薩利赫(Nabih Saleh);位於Sahla村的Shaikh Aziz;位於Dar Kulayb村的Shaikh Muhammad Sabsab;以及位於Karzakkan村的Shaikh Abu Rummana。

【19】    隱藏的伊瑪目的「小隱」(al-ghaiba al-sughra)始於公元873年,結束於公元941年。「大隱」(ghaiba al-kubra)始於公元941年,當時第十二位伊瑪目的最後一位代表去世,並將持續到他重新出現(zuhūr)(Corbin 1969)。

【20】    遜尼派穆斯林不遵守這種做法。此外,一些什葉派的念珠是用卡爾巴拉的土(at-turba al-husainiyya)製成的。

【21】    Aghaie(2005),Chelkowski(1979),Deeb(2006),Hegland(1998)以及Torab(1996)的研究表明,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等不同國家的宗教和政治談話中都使用了性別區分的象徵符號。

【22】    什葉派人士與溫和的遜尼派人士一起,遵循跨民族和基本上是世俗的政治聯盟戰略。對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太滿意的下層遜尼派,對什葉派改革現有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努力表現出極大的同情(Fuller and Francke 1999:142)。

【23】    將古蘭經誦讀者(qāri’)和謝赫或者法學家與伊朗的傳教士(vā‘iz)和講述者(rauzeh-khān)進行比較(Thaiss 1972:354)。

【24】    根據古蘭經(18:60—81),摩西(穆薩)在一個兩海交匯的地方遇到的al-Khidr,還活著。

【25】    綠色被珍視為天堂的自然顏色。

【26】    對什葉派來說,先知的生日是賴比爾•敖外魯月(Rabi‘ al-Awwal)【伊斯蘭曆第三個月】的第十七天,而對遜尼派來說,是第十二天。

【27】    除了紀念阿舒拉節,什葉派還舉行第四十(al-Arba‘īn)儀式,指的是阿舒拉節當天之後的四十天。然而,哀悼期是在伊斯蘭曆的第二個月十天。然而,哀悼期是在伊斯蘭曆的第二個月薩法爾月(Safar)期間進行的,在這個月裡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和伊瑪目哈桑(Hasan)的死亡,以及伊瑪目侯賽因被俘的親屬來到敘利亞的亞齊德的宮殿。

【28】    先知的生日過後,什葉派會慶祝快樂和節日的場合。覆蓋在傢俱上或掛在牆上的黑色墊子被換成綠色材料—綠色是先知喜愛的顏色。

【29】    亞齊德的士兵還俘虜了婦女,其中包括侯賽因的妹妹宰哪卜(Zaynab),並將她們帶到庫法,然後帶到大馬士革(Halm 2007:15;al-Muqarram 1963:320;Thaiss 1972:351–352)。一些資料提到,有20名被俘婦女與伊瑪目侯賽因及其同伴有關(al-Muqarram 1963:320)。

【30】    這類事件在描述卡爾巴拉戰役的敘述中都有記載。例如al-Muqarram(1963:341–342)。

【31】    一些什葉派作家認為,伊瑪目侯賽因和施洗約翰具有同等的意義和地位,葉哈雅(Yahya)或施洗約翰僅次於耶穌,而侯賽因僅次於先知穆罕默德(Sindawi 2004:39)。

【32】    關於伊朗什葉派婦女的悲哀概念,參見Flaskerud(2005)和Torab(1996)。

【33】    1990年代中期,什葉派人民在宗教領袖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進行示威遊行,要求獲得憲法權利。政府當局對起義管理不善,逮捕了著名的教士,其中有‘Abd al-Amir al-Jamri,是被什葉派和遜尼派政府反對者都認可的國家領導人。受聖雄甘地(Mahatma Ghandi)的啟發,al-Jamri主張消極抵抗,「據英國官員說,20世紀巴林什葉派一般都喜歡採取這種策略。」(Nakash 2006:67)

【34】    在私下裡,什葉派婦女通過拍打自己的腿來踐行擊打(latmah)。但在公共場合,她們在拍打胸部時用斗篷(‘abāya)遮住自己的手。

【35】    Darb al-zangīl是一種表演,什葉派男子用輕金屬製成的鏈子打他們的背,直到他們流血。

【36】    身體的某些部位在什葉派文化中被象徵性地使用。手和頭是體現殉道、犧牲、智慧和力量的核心符號。頭部直接與伊瑪目侯賽因的斬首和殉道有關,而手則與侯賽因的兄弟阿巴斯(al-‘Abbas)的手有關,當阿巴斯試圖為被圍困的口渴的同伴取水時,他的手被敵人肢解了。

【37】    不管圍繞伊瑪目哈桑的兒子和伊瑪目侯賽因的侄子,凱西姆(al-Qasim)的婚姻有什麼爭議,巴林什葉派教徒和其他地方的什葉派教徒一樣,在穆哈蘭姆月的第七天慶祝他的婚禮。

 

參考文獻

Aghaie, K. S. (2005), ‘Introduction: Gendered Aspects of the Emergenc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i‘i Symbols and Rituals’, in the Women of Karbala: Ritual Performance and Symbolic Discourses in Modern Shi‘i Islam, (ed.) K. S. Aghai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21.

Asad, T. (1993),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swad, E. el- (2002), Religion and Folk Cosmology: Scenarios of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 Rural Egypt (Westport, CT: Praeger).

______ (2003), ‘Sanctified Cosmology: Maintaining Muslim Identity with Globalism’, Journal of Social Affairs 24, no. 80: 65–94.

______ (2006), ‘Spiritual Genealogy: Sufism and Saintly Places in the Nile Del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6, no. 4: 501–518.

______ (2010), ‘Drea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een and Unseen in the Egyptian Imagination’, Anthropos, 105, no. 2: 441–453.

Bahry, L. (2000), ‘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Shiite Opposition in Bahrai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1, no. 3: 129–143.

Beeman, W. O. (1982), Culture,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Iran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Brenneis, D. (1987), ‘Performing Passions: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an Occasionally Egalitarian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4, no. 2: 236–250.

Chelkowski, P. (1979), Ta’ziyeh: Ritual and Drama in Iran (New York: NYU Press).

Corbin, H. (1969), Alone with the Alone: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the Sūfism of Ibn ‘Arabī, (trans.) R. Manhei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Cordesman, A. (1997), Bahrain, Oman, Qatar and the UA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Deeb, L. (2006), An Enchanted Modern: Gender and Public Piety in Shi‘i Leban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mont, L. (1986), Essays on Individualism: Modern Ide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laskerud, I. (2005), ‘Oh, My Heart is Sad. It Is Moharram, the Month of Zaynab: he Role of Aesthetics and Women’s Mourning Ceremonies in Shiraz,’ in The Women of Karbala: Ritual Performance and Symbolic Discourses in Modern Shi‘i Islam, (ed.) K. S. Aghai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65–92.

Fuccaro, N. (2005), ‘Mapping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Persians and the Space of the City in Bahrain, c. 1869–1937’, in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Arab Gulf, (ed.) M. Al-Rasheed (London: Routledge), 39–58.

Fuller, G. E. and Francke, R. R. (1999), The Arab Shi’a: he Forgotten Muslims (New York: Palgrave).

Fuller, R. C. (2007), ‘Spirituality in the Flesh: he Role of Discrete Emotions in Religious Lif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5, no. 1: 25–51.

Gause, F. G. (2007), ‘Bahra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Results: 25 November and 2 December 20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9, no. 2: 170–171.

Geertz, C. (1960), he Religion of Java (Glencoe, IL: Free Press).

Gilsenan, M. (1982), Recognizing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alm, H. (2007), The Shiites: A Short History, (trans.) A. Brown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Hegland, M. E. (1998), ‘Flagellation and Fundamentalism: (Trans)forming, Meaning, Identity, and Gender through Pakistani Women’s Rituals of Mourning’, American Ethnologist 25, no. 2: 240–266.

Holes, C. (2005), Dialect, 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Arabia, Volume 2: Ethnographic Text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Kazim, N. (2009), ‘Hal al-Bahrain dawla mut‘adidat ath-thqafat?’ [Is Bahrain a Multicultural State?], al-Wasat News 2356: 17.

Khury, F. (1981), Tribe and State in Bahrai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rinman, M. and Laughland, J. (2007), Shia Power: Next Target Iran?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Laitin, D. D. (2009), ‘Immigrant Communities and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3, no. 1: 35–59.

Lé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 Jacobson and B. Grundfest (New York: Basic Books).

Löler, R. (1988), Islam in Practice: Religious Beliefs in a Persian Villa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ouër, L. (2008a), ‘he Political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in Bahrain’, City & Society 20, no. 1: 32–53.

______ (2008b),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hammed, N. S. A. (2003),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Gulf States: The Case of Bahrain, Oman and Kuwait (Aldershot: Ashgate).

Momen, M.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Shi‘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Muqarram, A. al- (1963), Maqtal al-Husain (Qom: Al ‘Ali Publication).

Mutahhari, M. al- (2003), Al-malhama al-Husainiyya (Beirut: al-Dar al-Islamiyya Press).

Nakash, Y. (2006), Reaching for Power: The Shi‘a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asr, V. (2006), he Shia Revival: How Conflicts wi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 (New York: Norton).

Newman, A. J. (2000), he Formative Period of Twelver Shī‘ism: Hadīth as Discourse between Qum and Baghdad (Richmond, UK: Curzon).

Pinault, D. (1992), he Shiites: Ritual and Popular Piety in a Muslim Commu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Rappaport, R. A. (1999),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lbrack, K. (2005), ‘Religion, Models of, and Reality: Are We through with Geer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73, no. 2: 429–452.

Scott, J.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ehadeh, S. (2004), ‘Women’s Religious Practices in Bahrain: Umm al-Darda’, MIT Electronic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 (Spring): 26–41.

Sindawi, K. A. (2004), ‘Al-Husain Ibn ‘Ali and Yahya Ibn Zakariyya in the Shi‘ite Sources: A Comparative Study’, Islamic Culture 78, no. 3: 37–53.

Tambiah, S. J. (1990), Magic,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aiss, G. (1972),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Social Change: he Drama of Husain’, in Scholars, Saints and Suis: Muslim Religious Institutions since 1500, (ed.) N. R. Keddi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49–366.

Todorov, T. (1982), Symbolism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 C. Pott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orab, A. (1996), ‘Piety as Gendered Agency: A Study of Jalaseh Ritual Discourse in an Urban Neighborhood in Ir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96, no. 2: 235–252.

 

這篇文章翻譯自El-Sayed el-Aswad的在線文章「The Perceptibility of the Invisible Cosmology」

https://www.academia.edu/2043997/The_Perceptibility_of_the_Invisible_Cosmology_Religious_Rituals_and_Embodied_Spirituality_among_the_Bahraini_Shi_a

Visitors:
Copyright 2002-2011 @ www.ysljdj.com.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forms of copying other than for private use should ge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版权所有,除作私人用途外,转载需得到作者的书面许可。